读书是学习，摘抄是整理，写作是创造，这里是1级文库可爱的小编帮大家整理的通俗文学6篇，仅供借鉴。

通俗文学6篇 篇一

(一)小说创作研究

70年代末期大连作家达理夫妇短篇小说《失去了的爱情》，关注知识分子的生活、内心、情感和命运，曾在辽宁省内外引起过讨论。他198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卖海蛎子的女人》刻画一位卖海蛎子的农村大嫂形象，极具通俗性。继而达理《路障》《除夕夜》、宋学武《敬礼，妈妈》、庞泽云《夫妻粉》等在国内文坛引起较大反响。而后邓刚发表了《八级工匠》《刘关张》《阵痛》《迷人的海》《瘦龙岛》《龙兵过》《白海参》《山狼海贼》《沉重的签字》等，引起轰动。《阵痛》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迷人的海》题材独特、引起了文坛极大兴趣，获1982—1983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程德培较早提出邓刚小说两个世界问题，认为其特色是“铁味”和“海味”，即工业题材和海洋题材。1993年著名学者、辽宁师范大学叶纪彬教授在此基础上生发增加了“心理场景世界”，即表现人的生命力的世界。邓刚曾把《迷人的海》成功归因“新鲜的题材”，小说用寓言式的叙述方式，讲述了老小两代海碰子从排斥到比肩投入大海共同寻找“迷人的希望”，折射出人们希望通过劳动改造社会改善生活的自强不息精神，带有鲜明的通俗文学因子。孙惠芬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以敏锐的文化悟性和质朴的乡村体验深刻表现新时期农民生活和心路历程，系列小说《上塘书》《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伤痛城市》等展示乡村骤变伴随而来的“城市的伤痛”，呈现着乡土社会与现代商业社会、消费时代的密切联系。《伤痛城市》中作为作家的“我”，从庄河来到了时尚之都大连。乡村和城市的落差，让“我”和乡村人的人生理念颠覆了。《伤痛城市》中她发出感叹：“这座城市里，一部分人永远滞留在城市之外，那就是我们！因为职业，因为经济状况，因为传统人格，我们永远无法领略夜的内在气质和风韵，……”孙惠芬小说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张祖立认为主要体现在“强烈而焦灼的进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识和倚重精神取向”三个方面。其小说成功之处在于用最通俗的文字写最本土的生活，引起读者自娱、自赏与自我渲泄情感体验，成为快节奏的现代商业化生活的剂，具有鲜明的通俗文学特色。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津子围、陈昌平、张鲁镭、侯德云等人的都市小说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津子围的小说因通俗的现实生活，独特的视角，变幻的叙事，悲悯的情怀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常常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震撼。王晓峰评：“津子围的小说非常注重故事性”“涌动着一种对人的存在、人的精神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状态的思考和表现”。深刻的生活体验和可信的记忆，使他能描摹出风云变幻社会中的人生百相。《残局》《残商》《残缘》《爱的河流》《相遇某年》《老铁道》《我的朋友老胡》《马凯的钥匙》等，孟繁华指出认为这些小说的“类型化”，“处于精英化和大众化写作之间”。张鲁镭《幸福王阿牛》《我想和你一起玩》《小日子》《橘子豆腐》《小青》等，把自己对“小日子”的感悟植入小说，关注小人物的物质欲望和情感追求。津子围揭示：“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几乎全是‘小人物’，写出了‘小人物’的体温、气味、质地与纤维，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王晓峰评价：“小说极为生活化，甚至口语化，极为平易的语言，像是从生活里打捞出来，冒着生活的热气，鲜活而生动。”宋巍认为张鲁镭小说“真诚而俗气”，“寻找平凡人的俗气之美。”新世纪头十年，陈昌平《汉奸》《英雄》《小流氓》《大闸蟹》《国家机密》等通过人物命运大起大落来实现故事的传奇性可读性。王晓峰说：“陈昌平小说更看重的是一个‘好的故事’，更看重叙述的艺术，因此，也就更接近小说的本体艺术，以此来完成人性的书写，来完成历史的叙事，并在其中隐含着一个作家对历史、生活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忧虑和思考。”津子围、陈昌平、张鲁镭作品写的“好的故事”“小日子”“小人物”，实质上共同点乃是小说题材的平民性和传奇性，体现了新时期大连作家对小说题材选取、通俗性叙事、传奇性强调和娱乐性追求的重视和自觉追求。

(二)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儿童文学是辽宁作家有着传统源头的创作领域，在全国享有极高知名度和话语地位。大连作家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以鲜明时代感关注儿童生活世界，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据统计近10年来大连先后有27篇小说摘取了除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蒲公英奖外全部奖项。车培晶将笔触更多伸向那些最能体现生活本相的凡人琐事，如《神秘的猎人》《同桌哆来咪》等。刘东作品极具时尚性、先锋性，《情感操场》《超级蚂蚁》等关注青少年真实的精神世界，“沉甸甸”，中国作协给《轰然作响的记忆》的获奖评语：“刘东善于通过制造悬念等手段来提高小说的可读性。”即点出其通俗文学要素。谭旭东认为：“于立极少儿小说作品中的‘苦难’不是儿童文学作品通常的寻找母亲、寻找财宝、寻找智慧的过程中打败妖魔鬼怪的象征性苦难，也不是善恶模式中恶魔势力的阴谋诡计，而是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贫穷落后、愚昧偏见、疾病灾祸、命运遭遇、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少儿生存的困境与苦难的心灵体验。”比喻、通感的运用新颖别致，也给读者带来极大的视听冲击力。

(三)戏剧戏曲研究

观众是戏剧艺术的主宰者。大连文艺评论对戏剧戏曲活动有高度热情，主要源于大连传统戏曲和新型戏剧的广泛受众面，反映出评论界对大众趣味的迎合。“”时期日据大连，相对安定的环境和特殊地理位置，戏剧活跃，京剧兼收了海派、京派、关东派艺术特点。大连研究者李珠总结，殖民地大连的戏剧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河北、山东等地传入的民间艺术形式(秧歌、蹦蹦、皮影等)和剧种(梆子、莲花落、茂腔、京剧、评剧等);二是从上海传入的文明新戏(话剧);三是日本戏剧和西方戏剧传入大连。研究者指出，大连《泰东日报》1918年8月先后发表《本埠一年来伶人小志》《新旧剧之比较论》《永善茶园时下之角色》等，评述了汪笑侬、贵俊卿、杨瑞高等30余位艺人演出。1919年12月20日至25日，大连《泰东日报》刊出文明剧《第一夜文明》剧情梗概，揭开了辽宁也是东北现代戏剧文学创作序幕。1932年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有情节、对白等较完整的剧本，展现了新的戏剧观：一是注重人生社会问题；二是注意艺术的民众化、通俗化。此时大连地区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国剧的票房性质的民间社团，如1932年公余国剧研究社和1935年黎明国剧研究社。这些社团在热衷提倡国粹，寓含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向心和认同。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受影视、外来文化及多种娱乐形式冲击，戏剧遂陷入低谷。二人转作为东北民间底层文化土壤里孕育的民间艺术。1934年4月27日《泰东日报》载：“本城三道街某茶馆，迩来未识由某乡邀来演二人转者，一起数人，即乡间蹦蹦，每日装扮各种角色，表演唱曲。”1952年底在辽宁省举办的民间艺术会演上，其被命名为“二人转”，以其面向大众的亲和力、娱乐性，适合东北走屯串户演出的需求，内容有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直接反叛，追求感官刺激，迎合大众通俗直露的“狂欢化”审美需求。

(四)电视剧创作研究

电视剧促进了通俗文学形式变化，强化了通俗文艺的商品化、技术化、共享化和消费性、流行性、通俗性等特征，文学已成为一种集体的大众性消费行为电视剧，且愈加趋向文艺化。文学艺术为了自身的发展繁荣，与大众媒介结合，变成影视作品的“脚本”，最大可能地调动当代观众和读者的审美兴趣。1991年后大连电视台创作《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等，获全国电视剧创作最高奖“飞天奖”。评论者指出其两类作品最为擅长：一类是反映社会性矛盾的问题剧，一类是表现人性复杂矛盾的情感剧。这反映出大连电视剧创作贴近现实生活，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通俗性创新，时刻关注时展所给予人的影响，和人的发展所给予社会的推动。编剧高满堂的剧作极具通俗性，扎根生活，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认知，二十多年间创作40余部580多集电视剧剧本。代表作《午夜有轨电车》《错爱》《家有九凤》《闯关东》《钢铁年代》《北风那个吹》《我的娜塔莎》等。他将叙述视角放在社会底层，即使创作重大题材上他也“小中见大”，选择以小人物生活经历为主要叙述对象来表现宏大历史事件。《闯关东》中他选择了以朱开山代表的“草根”迁徙历程，将“闯关东”这一顺治年间后持续大规模人口迁移事件表现得气势磅礴，血肉丰满，使读者情绪能随着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而获取宣泄爆发。高满堂自己曾回忆：“驱车七千多公里，在辽、吉、黑、鲁西南、胶东等地，采访了上百人，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我觉得小时候我父母给我讲的‘闯关东’的那些故事，那些在我心里潜藏了很久很久的往事一下子被点燃了。”作者自述，本身也介入通俗文艺研究中。大连小说、儿童文学、散文、戏曲、影视剧作等艺术形式，关注生活，题材新颖，带给读者新奇的审美享受，虽不能说它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但至少反映了通俗文艺的发展趋势。

二、评论者们对大连市通俗文学创作特征的总结

(一)海洋性的形象体现

研究者们的总结虽往往较之作家体验滞后，却每多将作家的体验明晰化与延伸强化。主要据本土研究者的观照总结，大连通俗文学有其不可忽视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海洋相依相连，海洋以其包容性向人类提供了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无往不在地影响到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三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置使“海洋”题材成为大连文学一道独特风景。海洋对大连作家和读者来说，一方面是已融入日常生活的熟人，但另一面随着先进造船技术发展，海洋又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海洋这种双面性体现文学中就是故事的通俗化和传奇性，邓刚、达理、徐铎、安端等大连作家基于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创作出一批有的以海洋、渔业为题材对象的文学作品。辽宁师大叶纪彬教授认为邓刚小说三个世界中，“海味小说”最富特色。受包容豁达的大海滋养，邓刚笔下的海一方面粗犷狂暴，有危险的风暴、底流、暗礁，而大海还能给人物以陶冶和启迪，让其克服了犹豫和胆怯。评论家纷纷指出，“海味小说”对海的感知与表达，从一种自然景观出发，成为一种生命景观，是人们对自然崇拜与征服心理情感的光辉折射。

(二)东北“黑土地”的本土性

大连通俗文学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地域文化早已融入作家灵魂和生命当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作家对黑土的依赖和对家乡人的深情眷恋赋予了小说以本土性特征。本土性，某种意义上即通俗性，它生于民间活于大众，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最重要的是它把故事性视为自己的命根子，老少咸宜，寄托了人民大众的感情愿望。本土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大连的地域文化。大连位于辽宁最南端，依附于辽北平原的地理位置，肥沃的黑土地孕育出简单的自给自足的农、渔业生产方式和自强自立、淳朴豪爽的传统精神。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大连人，可以出海打渔、耕种、种植水果、养蚕种粮。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直接影响着大连人的精神气质、生活习俗，让大连通俗文学与“农耕”“乡土”题材有了扯不开的情结。另一方面是作家自觉的乡土追求。他们作品中反复演绎黑地和黑地上的人，为创作之源泉。孙惠芬出生在大连庄河青堆镇，踩高跷、跳大神、狗皮袖筒、奔跑的马车、赶集妇女欢声笑语等都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杨晓莉强调：“孙惠芬的小说创作是源自于她内心对辽南乡村世俗生活的感动与体悟的审美再创造，充分展示了辽南乡村世俗生活的深厚内涵和世俗语言的独特风情，突现着辽南地域浓郁的世俗文化特质和艺术魅力。”她把辽南乡村世俗生活场景描写作为小说一个重要形态，《歇马山庄》描绘辽南乡村婚礼场面，大碗喝酒，放在犄角旮旯的压柜钱、面鱼儿、坐喜床，看似繁冗的习俗把乡村人的热情、纯朴渲染得栩栩如生。《上塘书》九章，章章是村里的平常事，孙惠芬自道：“不知为什么，我对日子、岁月在乡村土地上运行的情境、情态、神韵情有独钟，那是我多年因漂泊而感孤独的心灵最感安慰的寓所，也是最容易点燃我创作激情的物质，是我在创作中最想快乐的部分。”频繁出现的大连带有鲜明地域标记的地名、风俗习惯，深深刻上了地域风格，使她的作品带有浓郁的通俗文学特色。大连作家“海味小说”中蓝天白云、沙滩渔船、鱼虾贝壳、礁石险浪等滨海风光随处可见，弥漫着浓郁的地域性、通俗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包括一批高校的学位论文，如指出于立极的小说是“故事和知识的结合”，他的“少年武侠历险小说”《淬鱼王》《蹈海龙蛇》《龙金》都带有民间传说影子，表现了北方青少年在自然风浪中的成长经历。此外《庄园穴》的风水旧俗现、《草鞋底的爱情》《生死沙滩》还展现了颇具诗意的海边美景、大海特产、赶海的知识等。

(三)源自生活的角色意识

大连作家作品主人公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小人物，努力以贴近生活的普通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故事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读者往往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少年时邓刚做过钳工、焊工，业余时间潜入海底捕捉海货贴补生活，成为出色的“海碰子”。他曾说：“曾为生存潜进海底暗礁里捕捉海珍，无意中积累小说材料，竟得以发表，获奖，颇有经济效益。然而内心真实至今未写透或未能写透，所以自以为日后还有潜力。”津子围1985年中文系毕业后当过教师、编辑和管理人员、经商。这些经历为他提供了深厚积累与广阔视野，也都为研究者们所关注，并时常引起创作、评论的互动，构成了对于创作的正反馈效应。孙惠芬、张福麟、林丹、沙仁昌等一批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作家，熟悉乡土风情，也是由于相关研究的推动，孙惠芬的《歇马山庄》被誉为“新世纪现实主义最初一抹亮色”，2004年入围茅盾文学奖，因其为入围作品中唯一撰写农村现实的作品而备受关注。对于大连的通俗文学创作，本市学有所长的研究者，也有不少的相关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圈圈年轮，持久地镌刻在辽东名城的文化史长廊之中，如宋延平在大文化视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就带有浸染其中又跳出来由外反观的深刻。还有王晓峰等人，既创作又兼评论，亦多有创获。这些限于篇幅，只能挂一漏万，留待来日。

三、通俗性特点形成的基本原因

创作与评论中体现的大连通俗文学的表现内容、特征的形成，紧密结合，具有主客观多重成因。

(一)地域环境“文化是文学的身份证，文学若不带上自己的文化声调，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

研究者指出，大连地处辽东半岛南端，三面环海，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属具有海洋性特点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形成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特点。大连文学植根于丰厚广袤的海文化背景中，海洋文化的人文因子如敢于探索精神、宽容粗犷的胸襟、豁达开放的思想，皆融入人们生活与精神中。北连辽阔富饶的东北大地，近代东北的自然环境原始而粗犷，社会文化环境封闭落后而简单。生活在这片北方濒海土地上的人们勤劳淳朴、有着强烈的乡土情怀与家族伦理意识。

(二)东亚战争与大连特定的多重殖民文化背景

通俗文学6篇 篇二

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通俗文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取代了传统文字阅读的主流地位。它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生活行为、精神心理的同时，也悄悄地改变着传统的阅读方式：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本阅读正日渐让位于直观、生动的图像阅读。尤其是青少年，已经习惯了在声、光、电的陪伴下“阅读”。新颁布的高中语文大纲明确指出“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注意开发显示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新课标也提出“综合性学习”的概念。如果语文课堂教学与当代社会现实缺乏有机的联系，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学生对语文的敬而远之。因此，鉴于学生对通俗文化的情有独钟，如果能够找到通俗文化与经典文化的衔接关系，或许可以充分挖掘通俗文化中的语文教学资源。

一、在流行歌曲中引导学生学习古典诗词

诗词教学一直是中学语文教学的薄弱项目，许多学校对诗歌教学往往采取淡化处理。《语文学习》杂志曾经发起过关于诗歌教学的大讨论，大力呼吁诗教传统的回归。因此，如果从学生喜爱的流行歌曲入手，也许有助于诗词教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流行歌曲歌词，来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对那些歌词追本溯源的兴趣，从而学习古典诗词的内容和技巧。如以《涛声依旧》中的“留下一盏渔火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来引出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以《别亦难》来导出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二者异同，来加深对古典诗词特点的认识。然而，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有着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在表现主题上，现在的流行歌曲比古典诗词对情感的态度更为开放，个人化的东西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与重视，而古典诗词中写个人情感大多极尽含蓄之能事。在语言表达上，古典诗词对格式多有严格的要求，遣词造句十分考究，而现代流行歌曲的语言则以现代白话为基础，更为直白，也更加口语化。在这种比较下，能加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感性和理性认识。

二、在日常广告中学习修辞

选用广告语作为修辞教学的例句，会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广告的最大特点是千方百计引起观者、读者的注意，充分调动起他们的购买欲望。因此，为了达到一鸣惊人的号召效果，各种修辞手法在广告语中的运用相当普遍：既有严谨、工整的精雕细刻式的成语、联语、排比句，又有综合比喻、夸张、拟人、典故等修辞手法的不拘一格的自由体。如眼镜的广告：“胸中存灼见，眼底辨秋毫”，“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了保护你的灵魂，请为你的窗户安上玻璃”。前者对仗工整，后者用的是比喻兼拟人的修辞手法，可谓比喻得当，拟人得体。类似的还有：“一明（鸣）惊人”（眼药水）用的是成语谐音。“秦镜如悬机关参透，庐山在此面目留真”（照相机）的广告语中包含“明镜高悬”的典故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诗句。除了修辞格之外，还表现在修辞策略的运用上。如乐百氏纯净水广告：几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到大自然的山顶，一切美景尽收眼底，只见黎明拿起乐百氏：“乐百氏纯净水，和我们一样，经得起纯净考验。”然后打出字幕。该广告在纯净水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了意义联系，同时也在纯净水与青春、活力、单纯之间建立了意义联系。这就是典型的广告修辞策略：把一种附加的意义（所指）人为地嫁接到产品（能指）上。

明确了广告语的写作特点，借鉴大量优秀的广告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广告语的创作。这种创作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利用修辞手法。

三、利用影视引导学生读原著

影视在本质上与文学须臾不离。近来，影视更是与文学频频“联姻”：电视散文、文学TV……然而，也许是先有文学后有影视的缘故，通常，人们的思维更多的是想到影视依赖文学，至于影视“浇育”文学，似乎并未得到更多的关注。实际上，影视与文学的亲缘使两种艺术优势形成互补。一方面，文学为影视剧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剧本，众多文学名著及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使更多的人有机会领略到名著的魅力与风采。从“四大名著”的不断改编、重拍到如今流行大江南北的公案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都成为影视题材。继音乐电视走红后，能够表现文字意境美的电视散文、电视诗歌也走入荧屏。

但是，电影电视与纯文学毕竟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对电影电视与原著两者之间的区别加以点拨，由此来调动学生阅读原著的兴趣，并通过阅读原著来比较两者的异同。如在播放《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电视剧时，可以让学生读原著，既有利于提起兴趣，又有利于共同交流。

通俗文学6篇 篇三

关键词： 通俗文化 语文教学 传统文化 广告 流行音乐 影视剧

随着时代进步及电子设备的普及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通俗文化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成分，甚至大有占据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之势。通俗文化给予大众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使大众受到极大诱惑，得到了满足。青少年正是通俗文化受众中最庞大的群体，他们越来越依赖于在直观、生动、形式多样的传媒手段下接受文化的熏陶。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语文课堂仍排斥通俗文化，固守传统文化，就难免会使学生兴味索然，从而难免会疏远语文课堂。

通俗文化是指适合一般人的水平和需要，易于被社会大众接受的文化。通俗文化已渗入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我们应该让通俗文化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挥她的独特作用与效果。

通俗文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教育工作者面对青少年学生这个庞大的通俗文化接受群体时，不能因为担忧通俗文化可能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就强制学生拒绝通俗文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设有“神奇武侠”单元；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被搬上哈佛大学课堂；上海市把通俗文化现象及对青少年的影响作为高考作文试题。这些变化都可以看到文化教育界对通俗文化的吸纳。那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应当如何对待通俗文化呢？在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前提下，也要吸收通俗文化中的精华，并利用学生对通俗文化的喜好，让通俗文化及其传播的技术手段丰富语文课堂。因为通俗文化繁杂多样，这里主要从学生接触较多的广告、流行音乐、影视剧三个方面探讨如何发挥通俗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独特作用和效果：

（一）广告――语文进入生活最直接的通道

广告尤其是电视广告为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充分运用现代电子技术，高价聘请青少年追崇的明星担任形象代言人，设计充满创意，广告词短小新颖。

（1）广告词注重挖掘人性价值。如耐克“Just do it”，鼓励人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倡导青少年摆脱世俗束缚，勇于创新，创出全新的人生之路；李宁“一切皆有可能”，让青少年敢于尝试，只要努力一切都会成功，奇迹终会出现。这些符合青少年味口的充满青春激情的优秀广告词成为了新俗语，为语文世界增添新成员。

（2）广告中大量使用修辞手法。雪碧广告词“晶晶亮，透心凉”，押“ang”韵，简洁的六个字琅琅上口，给人带来一种清风拂面的凉爽之感；丰田车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既引用谚语，又运用顶真的手法，使上下句语势连贯、逻辑严密，说明丰田车销路广，并含蓄地说明丰田车品质高性能优良的特点，贵州茅台酒广告词“空杯尚留满杯香”用夸张的手法突出茅台酒香醇浓厚的特质，给受众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优秀的广告词中总少不了修辞的影子，语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灵活有趣地学习修辞手法，并学习灵活运用修辞手法。

此外，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适当关注广告词，评判其优劣，乃至自己动手写，而这也已成为语言表达运用中考查内容之一。

（二）流行音乐――语文衔接生活最方便的桥梁

近年来，语文教材中对诗歌的重视大大加强，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可学生对诗歌阅读、理解和欣赏能力的贫乏给诗歌教学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而流行音乐运用语言和旋律创设意境，拓宽听者的想象空间，引起共鸣。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诗歌和流行音乐的密切关系，利用流行音乐帮助、丰富诗歌教学。

1.流行音乐中的诗歌

从诗歌历史看，很长一段时间内，诗就是歌，歌就是诗。中国早期的“诗三百”都是有曲调、可以吟唱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的流行歌曲，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乐府诗。如今流行歌曲中融入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有着浓郁的中国特色。受到青少年极度追捧的周杰伦的《台》“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淌”，《青花瓷》“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听到这些歌词，相信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诗。语文教师可以借助学生对这些歌曲的喜爱，引导他们关注、分析诗化的歌词，体会这些歌词和诗歌的异曲同工之妙，并有利于消减学生对诗歌的的畏惧心理。

2.古词新曲

还有一些古典诗歌，今人把它编作新曲，如邓丽君《独上西楼》源自李煜《相见欢》，费玉清《问君能有几多愁》来自李煜的《虞美人》，伊能静《念奴娇》编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虽说这些诗词的古韵已难得一闻，但谱上新曲借助流行曲调和明星的演唱，却更能让青少年学生接受。

不可忽视的是流行音乐中有着许多歌词语言口语化，表达简单直白，语文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把这些歌词和诗歌作比较，从而体会出诗歌用语注重推敲，简洁凝练，内涵层次丰富等特点。通过比较，加深学生对诗歌的认识和了解。在中国几千年文化的进程中，音乐和诗歌都是密不可分的，音乐用声音、诗歌用文字共同传载着中华文化中古老和现代的双重涵义。

（三）影视剧――语文透视人生最有效的窗口

1.影视剧大都进行实景拍摄，直观、具体地展示人物形象、风土人情和社会历史背景，能够让学生得到更切实的感受，拓宽视野。语文教学中如遇上学生未曾经历、难以想象的事物时，不妨与影视剧中类似的内容链接来帮助学生理解。学习《林黛玉进贾府》时，由于其中服饰和建筑摆设已鲜能得见，教师可展示电视剧《红楼梦》相关片断的图片，虽说未能完全还原，但姑且作些介绍，让学生尽可能得到一些直观、切实的认识、体会。

2.影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包括多种艺术类型，在以文学艺术为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兼容了演员表演、摄影、音乐等，把文字放置在现实情景之中作更加充实的阐释，并注重加强视觉艺术效果和情节艺术效果。观摩、欣赏影视剧对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综合审美能力大有裨益。

通俗文学6篇 篇四

[论文摘要]本文从美学理论中提升出文学与生活这个最贴近文艺实践的二元结构系统，并试图阐明当代通俗文学对这一二元结构的颠覆、消解，让我们看清今天的通俗文学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否定、抵制文学与生活的传统美学关系。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美学讨论的中心话题，纵观美学史，从古希腊美学至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成，乃至如今的正统美学的确立，各种理论体系都把这一间题的阐释当作其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或者把它作为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论述。它的的确确属于美学的基本问题，每一代人都要思考它，并通过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增进人类对美学及文学艺术的了解。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传统认识论上不外乎两种答案。一种是认为艺术低于生活，将生活置于二元结构的中心而将艺术置于结构的边缘，持这类观点的代表古代有柏拉图，近代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客观唯心主义美学家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现实世界依存于理念世界，而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而艺术是不真实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美是生活”的前提出发，肯定了现实美的客观存在，而艺术美是对现实美的复制和再现，但艺术美不及现实美。另一种答案是艺术高于生活，持这种观点的美学家将艺术放在结构的中心而将生活置于结构的边缘。亚里士多德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模仿的本质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现象表现本质，它不仅反映了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揭示了生活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艺术比普通生活更高、更真实、更美。以后的新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时代美学家都持这一观点，就连马克思主义美学所提出的“艺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也可归结为这一答案，在此不一一列举。但不论哪种说法，都逃不出艺术与生活的二元对立—艺术与生活相分离，艺术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天地，艺术是生活的参照系，艺术根本无需把生活纳人它的范围之内。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类别，它与生活的关系同样逃不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结构。

一、文学与生活同一

通俗文学消解了文学与生活的原有界限。在通俗文学中，我们看不到文学与生活何为结构中心的同时，也看不到文学与生活的分界线，弄不清通俗文学作品到底是艺术表现生活还是生活本身，在读者眼中，作品不再独立于生活之外，而是融于生活之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房龙所说：“在高科技时代，生活包含艺术但不归结为艺术，艺术转化为生活的同时提高生活，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文学与生活的传统对立关系被打破，文学毫无顾忌地回到生活本身，文学与生活走向同一。我们阅读一些通俗文学作品时不难发现，作品的内容急剧向原始生活倾斜，看不出通俗文学是如何高于生活，倒觉得阅读文本与阅读生活几乎无任何差异。生活与文学相会，是有着它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生活与艺术同一的根本原因是在现代高科技时代，科学现实地使文学艺术过去培养起显示人本质力量的理想付诸感性生活，艺术便完成使命向人类一切实践活动渗透，亦在形式上转化为生活本身，原来的超现实艺术失去其存在条件，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不得不发生历史性转移，艺术走向生活。同时，人们在以严峻、严肃为主要神态的文学面前感到疲惫了，原因很简单，当文学的庄严追求已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物态化之后，现实人生必然会对沿此种格调而创造的审美不再抱有什么兴趣。原来审美创造者的政治意识和功利意识、题材的重大和尖锐、人物的崇高、氛围的严峻、题旨升华的庄严范畴决定审美世界的格调必须严肃，它的目的性也很明显，通过接受，使人们在真实的共鸣之中达到对审美的“美”和“善”及理性的阪依—而这一切，对于那些在现实之中找到理性的支撑点人们来说，已经不太需要了。但需要强调的是，艺术走向生活只是过去式的艺术走出困境，向生活艺术化目的的转化过程和手段，因而，艺术的终结，其中有否定但不是纯粹的否定，艺术的消逝性是它作为“艺术的形式”，其不消逝是艺术的内在精神，由于人类感性生活本身是决定人类精神及其归宿的客观存在，所以，艺术在最高、最终意义上回归生活，是辨证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

艺术走向生活的直接原因是艺术的商品化，一旦将艺术纳人商业轨道，艺术便成了大众的生活消费品，艺术就必然走向与生活的一体化。在商品社会里，一切被视为商品，凡是不具有商品性和商业利润的东西，都将无一例外地被排斥、被冷落，于是不少文艺创作者便将文艺等量齐观当纯粹的商品看待。正是在这种挤压下，当代文学以“生存第一”为理由一步一步走向世俗之途，通俗文学就是这一世俗之途中的表现。以认同世俗、靠拢世俗为其追求目标的通俗文学几乎弥漫了整个文化领域，一套套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小说源源出版，为了占领市场，它们不遗余力地迎合当下的消闲大潮，取消自己的诗性思维。这样，发财、出国、情人、美女、间谍、暗杀—成为通俗文学不约而同的选题，风格上的娱乐化、通俗化，思想上的平面化乃至情节处理上的大众化和媚俗化，使这些作品给读者仅仅是具有刺激性的现实感而成为市场上普通消费品。

通俗文学生活化使普通人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食粮，过去我们的纯文学由于超越生活，远离生活，使文学离普通人太远。“如果人的被接受了的理想过于片面，不能表达人的本质欲望，它就会投下阴影，一种相反的理想就会在压抑中出现，这种相反的理想会同压抑它的理想同时出现，用自己的要求抵抗压抑它的理想和要求。这些要求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可能会使这种相反的理想取代压抑它的理想。”文学走向生活就符合大众的这种文化心态。这样，审美理想与诗性品格在通俗文学中同步消失。近年来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的平民趣味之作以及武侠警匪暴力片最能卖座是文学生活化的极好表现，因为它们都走向了世俗、日常化的道路。因此，通俗文学不得不走向缺乏思考、缺乏探索、缺少发现，而走向与世俗现实相统一的浑然一体之路。

二、描写的反常化

通俗文学消解文学与生活的原有界限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对现实生活的反常性描写，用生活的反常方式来缓冲、消除、弥合现实生活中的缺陷和不平衡性。通俗文学的这种反常性实际上是文学反映生活的表现方式的反常，即虚构的故事情节或选择的题材与现实生活不一致，但它所表达的情感、需求却还是现实的。

文学是情感的体现，“情感作为艺术创作的原动力，贯穿于文学创造过程的始终。”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情感及其情感需要通过文学这一形式泛在文化这一层次里，于是在文化层面上，可以看到裸露在视野里的人类内心世界的时代本性，与此同时，亦可看到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一部作品总是提供一种与以前的作品绝不相同的体验内容和体验方式—作者写文学作品，读者读文学作品也就成为有多种“选择”向度的非确定性行动。

文学体现人类情感的非确定性，具体体现为情感与情感需要的层次里，可以简明分为两类：深层情感与浅层情感。深层情感是人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包括人对自身生存状况、伦理观念、人生真谛、未来理想的深度体验，带有强烈的理性色彩；而浅层情感是关于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浅层感应，是一种人活着时弥漫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普遍情绪。

人首先要活着，在这个大前提下，人所从事的一切日常琐事便成为必要的，布满时间与空间的情绪感应，制动、调配着人的生活状态，因而也就成为其作为人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是具体的，其含义正在于此，文学是具象的，其含义亦在于此。人不仅要活着，人类的发展建立在不断加强的理性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付诸实践行动中，所以，从生存状况、生存真谛到未来的理想深度便成为人类生活的另一大内容。但谁也无法把浅层情感从人类生活中抽去，而且浅层情感总是站在深层情感的前面，直至成为耸立在人类本质面前一道抹不去的风景。

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层次情感存在，才导致文学上纯与通俗的分流，由深层情感而发的是纯文学，由浅层情感而发的是通俗文学，深层情感是一种高级而复杂的情感，没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审美能力和较高的艺术感受力，是很难感受到这种情感。但是浅层情感则简单得多，它所表现的只是对生活的浅显感受和体验，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把握。这就决定了纯文学比通俗文学更为复杂，更难把握，而通俗文学比纯文学更易于征服广大读者。

文学的发生与实现离不开读者，文学是为读者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通俗文学的存在发展与当前广大读者的审美选择和精神需求密切相关。纯文学有自己的读者群，通俗文学也有自己的读者群，并且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者。我们不仅要知道怎样的社会接受要求使通俗文学日益发展，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这种社会要求形成的原因。如果我们对人类深层和浅层心理能作上述解析的话，那么对通俗文学的盛行不衰和拥有众多读者不会感到怪异。

通俗文学因为与人类的浅层情感相关而具有大众性和通俗性，这是一种人类本原性要求。反过来，其要求规定着通俗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通俗文学归于“下里巴人”一类：认为凡是俗文学的支持者和拥护者都是文学素养低，审美趣味低下的人。事实上，通俗文学同样能取悦于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不同层次的受体对通俗文学的要求使通俗文学越来越具有坚实基础，就是基于人对浅层情感需求不能消除这一原因。通俗文学所以能形成如此广泛的受体，也表明人已把感性存在放在了首位，已把审美放到了首位，不正是表明人已变得具有实在内容而更鲜活具体吗？通俗文学的创作是给接受者多找到一份快乐，多发泄一份苦痛。它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概括为一点，就是反常规性。也就是用生活反常方式缓冲、弥合生活中的缺陷和不平衡性。

通俗文学几乎都是用反常规的形式来娱乐大众，作品里的虚构和设置，故事情节的处理与安排无一不是遵循这一特性。比如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并不如意，处在无形压抑之中，通俗文学则在文本中塑造一些江湖豪侠之士仗义江湖、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使人的怨气得到发泄而得到一份快乐感；若是现实的婚姻不能保证真正的爱情，于是作者们设置一些无比理想的情爱生活；才子与佳人缠绵排侧、花前月下、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白日梦就这样填补生活的不足。

随着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的浅层情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得不到松驰，这导致了心理上的不平衡状态，大量的流行音乐，流行歌曲(特别是那些俊男靓女所唱的叫人肝肠寸断的歌曲)及通俗文学就广为流传。它们所具有的轻柔舒适特性与强烈的生活节奏形成鲜明对比。它们都是文学虚构与生活实在的相反对照。

通俗文学上述的反生活常规模式实际上昭示着：具体的人的心理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人们甚至不敢也不愿，更多地是没有闲暇用惯有的理性思考来正视这种缺陷，只有通过通俗文学的这种恰当对照方式把生活缺陷掩盖起来，以达到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调解，这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较为明智的方式。相反，如果人们敢于直面人生，正视现实，并对此以一种深层次的理性情感作深人的思考，以纯文学的方式来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以纯文学作家的理性眼光来看待生活，那么生活会过得多么沉重。

通俗文学的深度性对于读者来说显得并不突出：而娱乐性与消遣性则是广大读者所迫切需要的，这一大众的娱

乐要求为通俗文学的兴起提供了社会环境。因为通俗文学对社会接受者的作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性和思想性，当然也不是一种低级趣味或纯粹的感官刺激。如果说纯文学有一种深沉的效果，给人带来理性的痛苦和折磨；那么通俗文学则是抚慰，使人从某种较深层情感、更浓密更迫切的情绪之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催人奋进，这不是使人开展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通俗文学使人获得自我满足的内容就是与现实生活相悖的虚设的文学内容，它使人能在现实的生活不足中得到某种精神补偿。

通俗文学6篇 篇五

【关键词】历史教学情感通俗趣说

历史应该怎么学？在课堂的教学中，教师常常要完成教学目标，走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之中。这样的课堂，对于知识的要点来说，教师们的任务是完成了。但对于学生来，他们真正的把握了历史知识的蕴涵了吗？他们是否真正了解了历史的真谛——去掌握历史，把握现在，展望未来了吗？如何让学生不为“掌握”而学习，而是通过学习去了解，是摆在我们教师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对通俗的语言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教条的知识教学一般来说容易对学生们产生厌倦的感觉，而富有激情的通俗讲法更引人入胜。易中天老师凭借他丰富的知识，极富激情的通俗讲法，使众多的人对三国充满了兴趣。如若我们在教学中也能通俗化，那么学生对历史的情趣就浓厚了。

一、以情感态度价值观为落脚点，由浅入深的调动起学生兴趣和积极性

以情感态度价值观为落脚点，既是历史学科展示育人魅力的重要表现，也是新课程标准下的学科要求。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它是传统的渗透思想教育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引导新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以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讲述的突破口，既是推进新课程改革的需要，也是发挥历史教育价值功能的渠道。在基于这样的基点上，运用最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所需要讲授的历史知识与学生自己的实际学习生活最为紧密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寻找到与每个学生息息相关的情感突破点，是一节好的历史课的重要之处。

以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二的专题四为例来说，这一专题讲述的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如果单纯的课标内容来授课，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繁杂的感觉。从服饰、餐饮到居住、风俗习尚、交通等一系列的变化，不仅内容众多，而且也很容易产生时间和空间上错误的理念，再加上平时有的教师在学生面前总是公文式的语言、严肃的表情，让学生感到一种难以接近的威严。这样下来，很难真正达到让学生了解历史的真实目的。如果转换一种方式，在讲述本专题之前，以一种和谐轻松的方式来询问学生“你们最近感觉到社会上面流行的服饰和发型等有什么变化吗？”这样非常贴切学生生活和热点的问题，看似很普通，却很容易使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在情感和态度上有一种追求本课继续下去的渴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简单而又明了的切入到实际中，提高了学生的兴趣。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探究本专题即将讲述的内容。也使学生更想了解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通俗的讲，就是来了解最近以来各个时期流行了什么。二、采用最为简单通俗的方法来讲述历史，从严谨的“正说”到简单的“趣说”转变

易中天老师认为讲历史有三种讲法：其一为“正说”，也就是以史书的记载为依据，不编造事实。其二为“趣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为此要会加进去一些无厘头的搞笑语言。有时无厘头是必要的，能调动观众的听讲兴趣。其三为“妙说”，也就是在前两说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分析，给观众以启迪，这是最高的境界。这就要有一点哲学修养和社会阅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在长久的正说下，已经使很多学生开始感觉到历史的“迂腐”。所以，我们需要改变。但是中学的教学又不需要我们一定达到“妙说”的境界。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趣说”。

事前精心的准备，出口秀的才华，把文本浸泡于现实生活，反复校验与考证，融入自己研究所得，这是达到趣说的前提条件。趣说并不容易。首先老师得有趣，其次得有文学修养。所谓“有文学修养”，并不等于一定要读过多少经典名著，更不等于有多高的学历、学位、职称和头衔，当然也不等于一定得是历史或者中文系毕业的，而是要有文学感。这是一种体验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调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三、趣说不是胡说，历史教学千万不能成为演义野史

历史原本是非常精彩有趣的，只是我们原来的史学观念和表达方法有些呆板教条，倒了学生的胃口。现在如果我们找到了一种比较合乎大众学生口味的形式，再配合上近几年，影视等通俗文化产品的增长，会使学生的兴趣不断提高。但是当今很多的影片片面的为了追逐利益，开始对历史胡编乱造，渐渐的人们迷失了正确的史实方向。这样在学校的教学中急需要出现正确的答案。

通俗文学6篇 篇六

一般认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人们的人文精神，塑造出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从而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修养、艺术修养、伦理道德修养、历史和哲学修养等[1]。近年来，不少高职院校在注重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素质缺失的危害性将在高职学生未来的人际交往、工作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步显现，束缚他们的发展与成材。

通俗文学是指市民大文学，包括小说、戏曲、相声、影视等，而通常谈论得最多的是小说，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等。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常常以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的方式反映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同时，故事的传奇性也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土壤，表现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敬意，反映出大众真实的生活状况和情感需求。因此，以优秀通俗文学为媒介进行高职人文素质教育，浅显易懂，趣味性强，比较容易得到高职大学生的认可。

一优秀通俗文学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正面影响

第一，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少通俗文学作家颇具传统文化底蕴，如金庸、梁羽生、二月河等，常常在作品中贯穿中国传统文化。以金庸小说为例，几乎每部作品中都引用了大量名家诗词，如《神雕侠侣》中引用了《诗经・周南・桃夭》、乐府《古艳歌》等，《书剑恩仇录》中引用了辛弃疾著名的词作《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和《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等。在《笑傲江湖》中，金庸借绿竹翁之口谈音乐，也是精彩的乐理知识普及。高职大学生在人文和艺术等知识方面，相对于本科生来说功底薄弱，而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恰好犹如跳板，让他们发现这些古典诗词、文艺理论的趣味，开始尝试阅读经典人文著作。

第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虽然在情节上具有娱乐性，主题却是明确和严肃的。早在30年代，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家程小青就曾提出把侦探小说当作“化装的通俗教科书”[2]，宣扬“科学”和“民主”的进步思想。这一做法其实就是以通俗文学助推大众的科学和人文教育，在当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借郭靖之口说出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基本上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标杆。“大侠”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将“言而有信，一诺千金”看作最重要的道德准则。这些人物形象对高职大学生培养爱国精神和诚信作风有着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

第三，提升对爱与美的鉴赏能力。通俗文学作家往往擅长描写日常生活中关于“爱与美”的细节，能够提高高职大学生的鉴赏力，给他们以情感激励。高职学生正处于感情萌动的阶段，而琼瑶小说体现的对爱情的忠贞，张小娴小说提出的恋爱双方应在爱情中保持各自独立性的观点，都能够让高职学生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地树立专一、独立、不懈追求的正确爱情观。

二通俗文学融入课堂教学，丰富学生人文知识

通俗文学融入课堂教学的具体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开设通俗文学鉴赏的选修类课程，另一种则是将通俗文学的内容作为案例和素材适当引入专业课教学。

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偏向职业化和技能化，人文类课程开设较少。通俗文学鉴赏课程可以另辟蹊径，通过全校性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在通俗文学专题课上，教师可以以作家、作品为单位引导学生阅读分析，通过不同作品的语言表达、情节设置、主题思想等方面的对比，让学生掌握辨识通俗作品优劣的要点；也可以按优秀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传统文化”、“爱国情怀”、“审美体验”等内容划分专题。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主动参与思考讨论，例如让学生找出通俗作品中关于中国茶文化的描写，并在课后搜集相关资料，在课堂上进行一番茶艺展示等，从而让学生明白茶艺背后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民族性格。不少教师认为通俗文学作家修养不够，文中会出现常识性错误，其实这一点善加引导也能成为课堂话题。如《射雕英雄传》中让宋朝的黄蓉演唱了元代张养浩的《山坡羊》。教师可以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让学生一起在通俗文学中“找茬”，在指出作品中文学、历史、礼仪等知识错误的同时，学生也能培养起对传统文化的强烈兴趣。

同时，也可以将通俗文学的内容引入高职其他人文类课程的教学中。例如，在《大学语文》课程中，可以从琼瑶小说的书名、人名典故入手，探讨古典诗词营造的意境；《现当代文学》课程中，可以将通俗小说巨匠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与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等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比对，分析雅俗文学表现手法和主题的异同；《社会学》课程相对艰深枯燥，用金庸小说中的郭靖、杨康等人物来解释人际吸引中的“黑票作用”、“红票作用”等概念则生动易懂。这样学生能够集中注意力，较快地熟悉专业课程中一些难懂的知识点。

三德育工作结合通俗文学，提高学生人文修养

人文素质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修养等内容，可以通过高职的德育工作来教化实施。当前，高职院校都比较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但常常还是把德育内容作为理论知识传授，以教师为主体实行灌输教育，学生的个性特征得不到有效的培养。如果教师能将学生所熟悉和喜爱的通俗文学与德育工作相结合，则是一种更为开放、直观和具有启发性的教学方法。

主题班会活动是高职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作品常常描绘出复杂多变的社会道德环境，教师不妨把其中高职学生都熟悉的一些内容作为载体，增强主题班会讨论的情境性。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为什么独爱小龙女？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掘小龙女善良独立、感情专一、宽容大度等优秀品质，从而让学生明白优秀的品行是爱情竞争中的软实力。又如针对《步步惊心》中的权力斗争和穿越剧情，学生可以讨论在现实生活中该如何面对生活、工作中的竞争等，让学生能以一种清醒的眼光审视热门的通俗文学作品，吸收经验，摒弃不足。同样，通俗文学的内容讨论还可以渗透到学生的知识竞赛、演讲会、辩论赛等活动中。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自觉地对自身在情感、职业等方面的伦理道德修养进行审视，从而进行自我完善。

《荀子》中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文明礼仪教育也是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教师可通过通俗文学作品中优秀人物（如梁羽生《萍踪侠影》的主人公张丹枫、程小青《霍桑探案集》的主人公霍桑）的言行举止、着装风度、气质修养、忠孝思想以及旁人对其的评价，让学生领会这些礼仪修养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当一些学生发现自己本来以为“迂腐陈旧”的礼仪方式，出现在喜爱的通俗作品人物身上时，往往会重新认识文化礼仪的重要性，从而自己也开始学习实施。

四校园文化接纳通俗元素，培养学生人文情怀

高职校园文化是指依托于高校载体来反映和传播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通俗文学所具备的活泼、生动、时尚的属性，与高职院校朝气蓬勃的校园文化非常契合。因此，如果校园文化能够接纳一些积极进步的通俗元素，将对学生产生更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人文类讲座、社团活动是传达高职校园文化的重要平台，高职学生人文基础较为薄弱，也不愿意主动去听专业性程度比较高的讲座。教师若能巧妙地将通俗元素融入其中，用浅显的例子表达深刻的历史、文化、哲学等信息，会带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在讲述中国现代文化历史的讲座中，可以引入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小说，这些作品忠实地记录了民国时期中国上流社会和市井百姓的生活图景，可以为学生了解民国时期的风土人情提供历史参照；又如用张爱玲的小说来诠释老上海的人文掌故，也形象生动。

通俗文学作品中，时常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精彩描绘。教师可以依据学校地理方位，选择通俗文学中描述过、离学校比较近的人文景点，带领学生前去采风，进行场景重现和现场点评，学生必然能对平时熟视无睹的景点产生新的人文思考。如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写到了西湖“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拔云表”的美景，高职教师可以以此为引子带领学生重游西湖，让学生在现场回忆，且学习历代文人对西湖的评价和书写，并抒发自己的观游感受。

另外，高职校园的校报、网站、广播台、橱窗等，都是传播校园文化的重要媒介。通俗文学作品往往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涉及许多热点问题。不妨在校报副刊、网络论坛、广播专栏中给通俗文学开辟出一些空间，刊登优秀通俗文学作品的精彩片段，或者以作品为载体提出热点话题，鼓励学生展开讨论甚至创作。例如学生可以在校报上围绕《杜拉拉升职记》等作品开展关于人际互动、职业道德和素养的讨论，老师再进行相关点评，这样的就业文化指导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通过以上几种渠道，在教师的正确指导下，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将成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寓教于乐，全面提升高职学生的人文修养，使他们成为社会需要、职场欢迎的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